雅加达 - 国家人权委员会强调，随着各地土地纠纷投诉的持续增加，警察参与了社区报告的许多土地冲突。
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研究和研究专员Uli Parulian Sihombing表示，他的机构在2023-2025年期间收到了约600份投诉，涉及警察机构作为投诉方。
“2023-2025年期间，大约有600起案件，其中警察机构成为投诉方。这只是投诉，还没有全部由Komnas HAM处理，“Uli在3月9日星期一报道的土地冲突研究中说。
在这些投诉中，大约有160起投诉具体涉及2020-2024年期间涉及警察的土地冲突或自然资源争端。
总体而言，Komnas HAM记录了2020-2025年期间收到的3,264起土地冲突投诉。
其中，与土地部门相关的案件最多，为133起，其次是种植园、林业和国家战略项目的冲突。
Uli说，警察在土地冲突中的地位往往处于冲突的最后阶段或“冲突的最后阶段”，即处理在现场发生土地纠纷后出现的刑事影响。
“所以，警察确实在下游，处理他的判决，而上游的结构性冲突陷入僵局，”他说。
他解释说，印度尼西亚的土地冲突通常是由国家，公司和社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平等引起的，包括特许权的重叠以及世袭土地所有权与证书或商业权利（HGU）等正式合法性之间的冲突。
在一些投诉中，Komnas HAM还注意到过度使用武力，恐吓行为，强迫驱逐，以及将维护其生活空间的人民刑事化的指控。
“这是一个实质上属于民事和行政领域的纠纷，经常被迫进入刑事领域，”Uli说。
因此，Komnas HAM表示，解决土地冲突需要首先通过民事或行政途径解决，而刑事执法应该是最后的手段或在土地所有权地位明确后采取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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